疫情之中国科大海外学子的“流浪地球”

  2020上半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疫情之中,许多中国留学生身在国外,国内疫情严重时,他们担心着家人是否平安,所在国家暴发疫情时,他们一边保证自身安好,一边帮助其他同学共克时艰。今天,国晓薇转发《国科大》杂志第二期文章《国科大留学生的“流浪地球”》,与你分享疫情之中身在他乡的国科大学子的故事。

  3月的丹麦,积雪已渐渐融化,初春悄然而至。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中丹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2017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刘亚亚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她人生中最为特别的一个“云端”生日。

  受疫情影响,并没有选择归国,而是留在哥本哈根进行居家学习的刘亚亚本已放弃了过生日的想法,可一通视频电话让她“亲身”庆祝了一个千里之外满含爱与牵挂的“生日宴”。

  为了这次视频庆生,刘亚亚的妈妈很早就开始准备,视频接通时,她喜欢的饭菜、鲜果点缀的生日蛋糕和甚为思念的家人映入眼帘:爸爸向她展示妈妈为她准备的饭菜,还故作调侃地掩饰那份牵挂;可爱的小侄子“带头”唱起了生日歌;哥哥妹妹故作柠檬态的“嫉妒”,让她感受到无论身处何地,家人的那份爱与牵挂从来不会缺席。

  令刘亚亚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家人的生日祝福不再是学习进步、早日毕业、找个好工作等,而是全国人民都期盼的健康平安……

  在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中,像刘亚亚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国内疫情严重时,他们惦念着家人的安危,尽最大努力,向祖国运送物资、输送希望;如今,国外疫情肆虐,回国机票一票难求,有的国家甚至直接关闭国境,切断了留学生回国的最后一丝希望。在这场全球留学生“流浪地球”的迁徙中,国科大海外学子又将何去何从?

  安全的前提下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而临近博士毕业的刘亚亚选择了留在原地。

  尽管焦虑和恐慌的情绪不断地在留学生群体中传播、扩散,但令刘亚亚甚感宽慰的是学校、导师以及朋友对她纷至沓来的关心。丹麦疫情初现时,她的家人、朋友、导师等就建议她储备好食物,尽量少出门。丹麦疫情暴发后,她收到了国科大常务副校长王艳芬发出的《致中丹学院所有学生的一封信》;国内导师要求她以中国标准隔离,以健康为中心处理一切事务;家人和朋友纷纷来电,询问她是否需要口罩、洗手液等防护物资,提醒她储备居家物资,推荐她居家活动等。丹麦中国学联实时发送丹麦疫情消息,提醒大家做好防护,组织大家领取“健康包”。同时,她在丹麦的导师与同事也在当地停学后不间断地关心刘亚亚的生活状态,与她分享自己的家庭故事,一言一语虽然简短,可这种亦师亦友的交流却给刘亚亚带来了不少的温暖。

  作为国科大第一个来到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系(CBSIOA)的中国交流生,刘亚亚一直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周围的老师同学都很友善。不过处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也难免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要戴口罩。“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戴口罩是一种实测有效的防疫手段,不是只有病人才戴口罩,戴口罩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减少对面部的接触,另一方面是保护其他人免受你潜在病毒威胁。”刘亚亚说。

  随着疫情的扩散,丹麦对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渐提升,采取停工停学、封锁国境、暂停开放一些公共场所等措施。对此,刘亚亚感慨:“我认为国与国之间其实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只要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永远都是一个看客的角色。而感同身受后的代价未免有点太大。我希望我们在看别人时,少一点幸灾乐祸,少一点推波助澜,多一点理性与仁慈。”

  坐在回嘉兴的救护车上,国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池康伟虽然身体疲惫,却一路心安。车窗外暮色沉沉,有如母亲温暖的怀抱,令人陶醉。偶有嫩芽在枝头微颤,晚风也十分温暖,春天的气息似要从车窗的缝隙里挤进来一样。上海到嘉兴100多公里的路程中,一个多月来隔着7000多公里的对祖国的担忧、飞行途中10个小时的紧张、在浦东机场滞留了10多个小时的焦虑,都被早春的丝丝暖风带走。他头抵着车窗,细细回忆自己这一路的“小幸运”。

  与其他留学生相比,池康伟属实是最幸运的一批。2019年3月,池康伟远赴位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弗劳恩霍夫协会系统与创新所(Fraunhofer ISI)进行联合培养,今年3月初刚好结束了一年的学习,相较于其他学业受到影响的学生来说,池康伟的确幸运了不少。

  在国内疫情暴发时期,华人在国外受到不公待遇的新闻频频出现,池康伟也有朋友在已经签完租房合同的情况下被房东单方面违约。相比而言,池康伟则幸运很多。远在德国的他通过互联网看着国内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紧皱的眉头从未舒展,也没有一晚可以安心入眠,但所幸他周围的人都非常友善,来自大使馆和当地学联的关怀、中国同学的相互扶持和德国朋友的宽慰使他真正感受到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的含义所在。

  回国期间,德国的疫情尚未蔓延,国内的疫情也基本得到了控制,尽管不少航班被取消,他依然买到了正常价位的直飞机票。登机前逐一进行体温测量,飞机上每个乘客之间基本保持一个座位的间隔,来自意大利的转机乘客被集中安排在机舱后排,机组乘务员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戴好口罩,所有这一切的严密防护都让池康伟在紧张的同时有了一份心理保障。回国之前,微博上关于留学生是否应该归国的讨论热火朝天,尽管他都能理解,但是内心深处的不安却始终躁动着。

  所幸,回国之后,这份小小的不安终于落地。尽管到浦东机场以后,池康伟在机舱内滞留了10个小时,这期间有乘客因过度紧张和担忧而宣泄情绪,有不满、有愤怒、也有难过,但是他始终未发一言,只是安静地看着一张又一张生动的中国面孔,似乎只要这样他就能安心,面对未知,恐惧总是先来一步,但是他仍然劝慰自己,相信祖国、相信家乡。舱门打开后,乘客们按序分批出舱,接受体温检测、填写健康申明卡、接受问询、按序入境,一切都有条不紊。此前乘客们的所有负面情绪都在这一刻化为对国家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日夜坚守着的医护人员的感激。

  最让池康伟感动的是,在集中隔离期间,他的食宿费用都由政府承担,并且条件也非常不错,每天都有两荤一素的家乡菜和水果供应;此外,从浦东机场回嘉兴的救护车也是由当地政府统一安排的。“我感觉国内对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确实比国外高,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也更加完善。一个地区疫情防控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能力,另一个是政府对待疫情的态度。”池康伟如是说。

  现在,池康伟已经平安到家,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进来的时候,妈妈叫他起床吃饭的声音在他听来有如天籁。

  3月20日凌晨3点,国科大光电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梅云浩终于躺在了上海隔离宾馆的床上。这是半个多月以来,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放松和踏实。看着窗外闪烁的灯火,梅云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到家了!尽管刚刚经历了连续30个小时的辗转,他依旧不敢闭眼休息——由于中德有7个小时的时差,为了顺利跟上国外学校开设的网络课程,梅云浩不得不在回国后也保持着“德国作息”。

  同在德国留学,与池康伟的“幸运”相比,梅云浩的归国之路似乎多了一些波折。去年夏天,梅云浩在结束了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为期一年的集中教学生活后,飞往被誉为德国“光学之城”的耶拿市,在耶拿大学攻读光子学专业。今年3月中旬,梅云浩刚好修完一学期的课程,而此时德国的疫情形势不太乐观。在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后,梅云浩决定,尝试回国。

  之所以说“尝试”,是因为此时回国的机票已经相当“紧俏”。在连续两次收到“航班被取消”的消息后,梅云浩有些懊恼:“其实之前就发现这边情况不对了,应该早点计划预订机票的。”归国之路并不顺畅,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刷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平复他内心的焦虑与紧张。

  欧洲部分国家的疫情形势愈发严峻,而在此之前,梅云浩就发现了一些端倪。“东西方文化有差异,就会有思维方式的差异”,国外部分民众认为,只有感染了新冠,才需要戴口罩,“有时候亚洲的女同学单独出行,戴着口罩走在路上,就会有外国人过来,故意朝着她们咳嗽。”身在国外,留学生必须要拧成一股绳。除了结伴出行、佩戴口罩,梅云浩和朋友们开始自发地在班级群里进行宣传,鼓励外国同学配戴口罩出行。“最先支持我们的是波兰的同学”,波兰是欧洲较早施行隔离的国家,对于中国同学的建议有着超越旁人的认同感。“偶尔也出现不配合的情况”,梅云浩有时会往群里发送德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新增人数,但消息基本都石沉大海,“在我们的宣传中会提到,即便是无症状新冠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自愈后也会有严重的内脏损伤。而谈到这些,偶尔会有同学‘乱入’,分享美剧,转移话题。”面对这样的现实,梅云浩感到既着急,又无奈。

  回国全程,梅云浩给自己定下的第一目标就是“保重身体,确保不被感染”。在上海的14天集中隔离期间,梅云浩在确认血液和CT结果没有问题后,还是决定做核酸检测,以保证万无一失。从上海回到四川老家之后,他也打算自费在集中隔离点继续隔离。梅云浩说:“我从疫区回来,国家为留学生归国提供了不少便利,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不给国家添麻烦。”

  随着“地球村”的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怀着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和探索科学的渴望去到国外交流、学习。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但当危险来临时,学会自我保护是每个留学生必备的技能。此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科大海外学子在通过各种方式支援国家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生活能力——无论是辗转回国,还是留守当地,他们都满怀着热情和信心,积极抗疫,努力生活。

  而还在国外留守的“果壳儿”们,请相信,未来会有充足的物资,带着祖国殷切的祝愿,漂洋过海地送到你们身边;也请放心,在灾难面前,家人、同学、学校和祖国会是你们永远的后盾和港湾。